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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02102188.com外资疯狂围剿股指期货图谋控制中国核心产业全文

  “如果外资执意爆炒,股指期货上市后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外资暴赚第一桶金后,从期货、现货两个市场砸盘撤退,然后股指期货夭折,中国证券市场就此进入下一个十年熊市。”一外资操盘手预言道。

  这绝非耸人听闻。外资正在通过分仓囤筹等方式对大盘蓝筹以及正在孵化中的股指期货进行“围剿”。本报记者通过近四个月的调查采访,逐渐弄清了长时间潜伏水下的外资操作手法以及意图。

  与外资大规模“围剿”形成反差的是他们在公开场合的低调,这种“隐蔽”手法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潜规则的心领神会。

  外资“围剿”之目的,在于他们一边要赚中国人的钱,一边要用从中国人手里赚来的钱控制中国的一些核心产业,然后让中国人像永动机一样为他们赚钱,以实现他们的“中国使命”。

  “盘子做太大了,必须学会分散风险,我们认为分仓有几层含义:第一层是账户摊薄法,用大量交易账户把我们的资金和交易方向‘摊薄’,防止出现‘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第二层是分散交易,通过扩散交易地点,杜绝开户资金所在证券营业部进入证券交易买入卖出前5位,减少交易通道的曝光率;第三层意思是方便交叉作业,行话叫对倒,当我们需要拉高一只股票时,大量的分仓行为可以帮助资金相互之间拉抬,同时掩盖掉证监部门查处问题账户时可能发现的所有疑似行为。”几番接触之后,刘先生终于向记者披露外资具体的操作手法,也使得记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洞悉到目前外资的具体动向。刘先生认为,分仓是外资化解中国政府围堵地下热钱的最有效手段。

  刘先生是一家外资基金中国区区域高管,在全国各地有着数个和他身份一样的区域高管,他们同时执行着来自北京上峰的交易命令。

  “我接触到的一家对冲基金目前在中国拥有50亿美元以上流通规模,一年前,他们的盘子才只有20亿,现在变成了50亿,也就是说,这家基金2007年在中国至少赚到了200%的收益。”刘先生所指的这家对冲基金的母体是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是声名显赫的混业金融控股集团,其在中国拥有QFII额度。

  盘子变大以后,这家对冲基金的腾挪空间、获利速度也在急剧变小。一般而言,资金越大的机构,其分仓要求也就越强烈。刘先生透露,早在2007年下半年,就有一批地下资金开展分仓计划。而分仓的目的是“一方面有利于再次快速长大,另一方面可以规避树大招风的风险,防止中国政府尤其是央行、证监会、银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的‘骚扰’,将风险化解于无形。”

  分仓是一项非常繁杂甚至琐碎的工作。据刘先生观察,前述对冲基金几乎不把QFII额度当回事,而是一直在潜心经营属于自己的地下资金。“他们在中国的分仓行为非常缜密,一些账户分的非常细,甚至有些账户的资金安排低于100万元人民币。具体操作中,从中国农村收购居民身份证的行为基本已经被摒弃,而是转到一些工厂甚至从国有企业来收购身份证资料,然后遴选安全对象,加以复制造假,并从规模适中的券商那里开设资金账户,分散一切可能引发风险的环节,确保账户之间相互独立,没有任何连带风险。”

  事实上,很多外资在中国都开设有实业工厂或者合资公司,刘先生说,这为外资掌控大量的人员资料(包括身份证、资金账号、影像资料等)提供了极大便利。“没有办法,这个渠道一直是畅通的,外资做事情一向严谨,即便从国有企业调取用于证券开户的个人资料,也会逐一对拟开户人的身份、财务状况、家庭背景等内容作出简单分析。”比如他们通常会从一些企业退休办等地方搜罗许多退休职工资料,然后对大致情况加以分析,如以企业退休办名义对退休者家里有没有电脑,未来是否有投资计划等内容进行简单的调查了解,进而筛选合适的可供利用的对象。

  这仅是一部分内容。刘先生说,接下来,他们会锁定该企业附近的券商营业部,就近开户,以防备将来出现不可控的尴尬局面,如遇到正在交易的证券账户出现身份证主人计划自己开户等问题。“这类事情比较棘手,不过办法还是有的。通常情况会利用证券开户中间需要一两天时间的工夫,迅即将此事反馈过来,我们立即抛空账户上所有股票,快速将资金腾挪出来,然后注销就可以了。”刘先生称,这样的操作方式理论上可行,不过目前他还没有遭遇过。

  一切可谓天衣无缝。账户开通后,外资通常还会给账户申请开通批量买卖功能,以供大资金进出。

  这样的账户开设模式现在被外资普遍运用。刘先生坦陈,除了前述对冲基金,他们自己也在这么做。这些账户被分散到几十个交易终端去操作,如果单纯查看交易时间、证券营业部、交易方向,几乎发现不了问题。

  刘先生所在基金去年10月从天威保变(600550.SH)撤退了出来。但他透露,天威保变可能是目前中国股票里面,外资潜在账户持有比例相对较大的一只拥有核心题材的中盘股。

  但记者从天威保变公开的基础资料中未能发现任何端倪。刘先生认为,不要说是记者,即便证监会专家,也无从发现问题。

  原因之一在于,多数外资的核心账户是以实业公司、合资公司名义层层开设子公司的方式而投资的,这些账户很难查清,如果要查,任何一家公司的资金来源都要追溯到3层以上的母公司,且关系错综复杂,大多数无从考证属于何种性质的资金。

  另外,在上述实业公司投资过程中,QFII背后的各种外资会利用拖拉机账户等交易工具一起参与,由此产生大量交易信号,并且相互干扰,局外人根本无从洞悉个中原委。

  “撤离天威保变并不是因为这只股票不好,我们认为,它在2008年一定会涨到100元,最高甚至会到150元(如果该股在2008年实施除权,则复权计算值为150元)。”刘先生表示,自己所在基金之所以撤离天威保变,是去围堵另外一只“金股”去了。“我们预判这只‘金股’2008年能涨3倍。”

  记者根据刘先生讲述的大致退出时间,对天威保变当时的换手率进行了简单计算。结果发现,没有明显异常变化。经过多次追问,刘先生解释说,他们确实已经退出,但并没有从二级市场通过抛售的方式退出。当时的情况是,有一家同刘先生所在基金关系密切的外资机构也看好天威保变,经过协商,刘先生将这些账户连带资产同时私下转让对方,完成了一次性退出。受让方则除了支付相应资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是,如果受让方实力允许,需要为刘先生所在基金提供足量的可交易账户以供交换;如果受让方条件不足,则需要其折算成资金汇付给出让方。

  “外资非常讲信用,再说这么重大的事情通常是我的老板谈的,更具体内容我不知情。”刘先生对于外资如何进一步实施“地下交易”的招数显得有所保留,不过他表示,北京上峰现在要求他们尽量减少日内交易次数,尽可能少交印花税。

  刘先生还透露,即便取得合规资格的QFII,也普遍存在分仓行为。据证监会规定:每家QFII可分别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委托3家境内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易。

  “招商银行(600036.SH)这样的稀缺性资源太便宜了,只要在50元以下,我们给出的答案永远是买入买入再买入。”刘先生介绍分仓战术之余还表示,对股指期货有所企图的外资对于一些特殊资源一直在持续高配,甚至每个账户里面都在配置一些未来一定对参与股指期货有很大“用途”(砸盘)的特殊资源。

  事实上,自2007年至今,招商银行的历史最高价不过46.33元,而据刘先生透露,一些外资开出的安全买入价却高达50元,明显溢价10%。

  文德海不久前从国内某大型券商QFII部门管理岗位(多数券商通称为国际业务部)离职,作为一个服侍了QFII多年的资深QFII下单管道操盘手,文德海也证实,在他负责QFII以及一些外资账户的交易管道时,也观察到了一些外资持续买入招商银行的独特景观。

  “大概20多元的时候,我发现一家QFII和与它有关的外资就在持续加仓招商银行。”文德海记忆最深的是2007年8月3日,招商银行当天以10%的涨停收于33元,但外资在涨停板上还在持续大单追涨,场景令人扼腕。

  在文德海记忆中,似乎没有发现过QFII或者外资规模抛售招商银行的状况,即便“5·30”这样的黑色日子里,外资都没有跟风砸盘招商银行。

  刘先生介绍说,外资大量吃进招商银行与其在沪深300指数里面居高不下的权重关系密不可分。外资唯有掌控一定数量的此类筹码,才可能在做空时玩转股指期货。

  资料显示,沪深300指数最大权重股招商银行的权重一度接近5%,目前,在中国石油(601857.SH)等近10家大盘蓝筹股的稀释下,其权重比例仍然高达3%以上。2008年2月19日的大智慧网站信息显示:招商银行总股本为1470506.48万股,约737343.53万股属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民生银行(600016.SH)、交通银行(601328.SH)目前也在成为外资吸筹的对象。据刘先生所知,外资对于金融类筹码的集中吸筹已经差不多了,由于该板块在沪深300里面占据权重最大,因此大多数外资现在都需作出缜密分仓的计划。“做空游戏没有开场之前,大家还必须听中国监管层的话,踏踏实实做好加法游戏。”

  记者通过对招商银行和外资目前仍在陆续吸筹的民生银行、交通银行的筹码分布图进行研究发现,招商银行20~30元区间建仓的筹码近半年来(2007年4月~8月)几乎从来没有大的变化,但股价一路攀升之余,仍然有资金在不断收集筹码。

  “筹码有优劣之分,我们现在并没有参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神华建设银行所谓的大盘蓝筹股,这些股票未来可能会左右上证综合指数甚至沪深300指数,但盘子太大,因此,我们有心无力,只能选择隔岸观火,看中国机构如何火中取栗。”刘先生表示,据其北京总部消息,目前由交通银行实施资金托管的南方某基金公司收集的中国石油筹码为中国机构之最。另据公开信息,中邮基金旗下的中邮核心成长基金一家就持有建设银行(601939.SH)流通股占比为6.66%。刘先生所在机构估计中邮旗下基金持有建设银行流通股接近10%。

  另外,中国的公募基金持有大量中国银行(601988.SH)以及工商银行(601398.SH)的筹码,外资只需要观测这些中国机构未来是否出现异动。如果有,外资利用手中沪深300筹码,顺势而为,做好加法即可;如果没有,外资则可单方面通过拉高手中筹码股价,同时在拉高股价前做多股指期货,最终以拉高股价后抛售筹码获利、以及利用股指期货多单获利两个通道,实现借道股指期货获取更大利润之目的。

  对刘先生的采访先后进行了两次,整体采访跨时4月有余。而在两次约见过程中,我们的见面地点都是随机而定。

  1月中旬,前来上海与某基金商议合作事宜的刘先生取道徐家汇,车载记者绕道佘山,再次闲话外资。“这次你需要思考3个问题,”刘先生依次问道:“你认为外资潜行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方式赚钱最快?”“中国的资本(证券)市场公平、公正、公开吗?”

  “显然,赚钱是目的,操纵赚钱最快,而操纵的基础正是中国证券市场缺乏三公原则。”不容记者作答,刘先生迅速给出答案。

  在他看来,第三个问题才是外资热衷潜行中国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升值谁都知道,但2007年欧元对美元升值幅度达30%,如果以欧元为基准货币,人民币也在贬值,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欧洲资金要远道而来中国?”刘先生认为操作空间大是问题关键。

  “你发现有哪个老外天天到中国来叫嚣中国股票有多好有多好了吗?”“不错,是罗杰斯,从农业、消费品到能源、电力,只要是中国的,没有他不看好的,他为什么如此看好,因为中国现在玩的是加法游戏(做多),指数推的越高,才能赚得越多。将来呢,做减法游戏(做空)了,则是看谁跑的快,出手狠。”

  “我们国家的好多事情可以商量着办,没有一个公平的规矩来约束,大家普遍认为操纵成本低、违法收益大。”刘先生用此诠释自己对外资乐于深耕中国的理解。他认为,有一个罗杰斯叫嚣已足够,真正意义上的外资现在只需要埋头做事,而低调成为外资共同的标签。

  “我的老板考虑的更单纯,他没有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图谋,只是考虑能否赚更多钞票。”刘先生称,赚钱显然越多越好,而外资在股指期货上已经玩了几十年,大家有理由相信自己对股指期货胜算在握。

  商务部公开信息显示,2006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48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94.68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有59万多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854亿美元。“但数据仅限于正常渠道进来的外资。这些资金是否完全用于实业产业投资,也无从计算。”商务部专家梅新育表示,有些现象从FDI(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不断攀升中可以得到答案。

  对国际游资有着常年研究的浙江中大期货研究所所长高辉认为这股势力很可怕:“具体数字可能是800亿也可能是更多,我们认为,他们已经对中国的房地产、证券、期货等多个领域构成直接冲击,甚至在不断抬高中国政府实施加息的成本,加剧中国通胀风险。”

  几乎同时,外资从2003年开始光明正大进入中国股市。当年7月9日,瑞士联合银行代表QFII在中国下出第一单,分别买进了上港集箱(600018.SH,2006年10月更名为上港集团)、外运发展(600270.SH)、中兴通讯(000063.SZ)和宝钢股份(600019.SH)4只个股。

  一个简单的对比是,2003年7月9日当天,上港集团最高价12.83元,2008年2月19日最低价为8.35元,但该股于2006年10月26日的一次性送股比例就高达10送35股,也就是说,简单复权计算,2003年至今,仅上港集团,QFII获利程度估算有10倍左右。

  其他个股不尽相同,如宝钢股份,2003年7月9日,瑞银买入最高价为3.20元,2008年2月19日收盘价为18.10元。

  更多的QFII近5年来持续深耕中国。2007年底宣布增加200亿美元额度之前,QFII多次公开呼吁增加额度。在此期间,QFII还多次上演“看空(多)不做空(多)”的闹剧。

  “据我了解,绝大多数外资机构在股指期货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比中国机构扎实许多。”刘先生坦陈,他所负责的资金早在两年前就在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开始交易,而当时的交易品种主要是期铜,方向是与中国国储铜对着干。

  “我们现有比较成熟、并且取得期货公司影像验证的期货交易账户上百个,这些账户还仅仅是华东地区,估计其他地区也有不少比较成熟的可交易账户。”刘先生坦陈,备战股指期货之前,交易账户已经悉数到位,绝大多数账户目前处于休息状态,但偶尔也会做一手盘中交易,快进快出,防备被期货公司当做休眠账户单独处理(如被单独处理,他日交易还需重新激活)。

  拥有此类期货交易账户之余,更多外资还在努力与提供现货交易跑道的券商打成一团。

  “券商以前只能给我们提供现货跑道,期货与他无关。现在券商收购了期货公司,他们也希望我们把参与期货的资金投到他们所拥有或管理的期货公司去交易。”刘先生1月中旬前去上海与某公募基金商谈之余,就顺便到一家开户券商那里商谈了上述内容。“这对我们是件好事,券商本来就知道我们的现货头寸,如果把期货头寸交给另外期货公司,等于知道我们操盘路径的人会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的北京上峰也乐于与合作关系比较好的券商达成以上协议。”刘先生表示,伴随中国资本市场变化,券商与期货经纪商正在趋向“二合一”,这给外资提供了更大的隐蔽性、便利性,以后知道外资动作的人应该会越来越少。

  除了账户之外,外资现在考虑最多的还是资金问题。理论上,合法的境外机构将来投资期货的仓位以现货10%的头寸为准,这样可以对冲现货市场系统风险。中国监管层也一直在期许外资的投资行为能够以长线投资行为为主。但从股指期货的产品功能等角度理解,外资显然没有犯傻到另外花一分钱去买资金安全的份儿。刘先生认为,这种做法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套期保值,但相当部分的外资本身就是投机者,他们显然不会这么干,“因为这样做本质是零收益,属于出费力不讨好”。在此情况下,多数外资一定会选择减少现货参与品种和交易头寸,集中优势兵力,然后大比例投机股指期货。

  “目前北京上峰计划再引入部分资金入境,减少因为股指期货而对现有投资的破坏。”刘先生称,但他们同时在计划,“如果股指期货上市后,市场行情非常巨大,我们将考虑清仓所有现货,全力收获中国股指期货市场的第一桶金。”刘先生说。

  文德海也在密切关注外资对于股指期货的攻守计划。他判断,一旦由QFII幕后老板所操纵的地下外资集中炒作股指期货,很可能让这个新品种在很短时间内关门大吉。“根据公开信息看,中国相关部门在反操纵方面设计的许多内容缺乏技术含量。如果外资执意爆炒,股指期货上市后,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外资暴赚第一桶金,外资从期货、现货两个市场同时砸盘撤退,然后股指期货夭折,中国证券市场就此进入下一个十年熊市。”

  外资对于中国绝对有着天大的图谋。文德海说,“这个图谋到底有多大,已经很难用把中国股市从1000点推高到6000点就可以解释。我们认为,外资之所以在过去的两年时间内把中国股市推高了几倍。原因在于他们要想在中国市场立足,就必须遵守中国人只有做多才叫赚钱的加法理论。”文德海经常和他的同事们以及无数投行界人士探讨外资到底在中国想干什么。

  “我们的结论是,他们一边要赚中国人的钱,一边要用从中国人手里转来的钱来控制中国的一些核心产业,然后让中国人像永动机一样,给他们赚钱。”文德海认为这样的图谋应该叫做阴谋。

  有目共睹的是,从深发展(000001.SZ)到中国平安(601318.SH)再到一些二三线金融企业,已经呈现出外资点面开花、步步渗透的局面。“金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血液,军工和港口、航空、能源等行业则属于战略要塞,控制或者左右了这些板块,就可以图谋一个国家的所有基础产业。”采访中,诸多国内资深市场人士对此忧心忡忡:俄罗斯为什么要石油资产国有化、美国为什么抵触中国海洋石油竞购本国石油企业,应该都是这个道理!

  “现在看来,股指期货一旦推出,将使外资觊觎中国以及渗透进入中国核心产业的图谋得以加速实施。道理非常简单,股指期货相比较现货,具有大致8倍左右的盈亏(放大)杠杆,这显然有助于外资更加游刃有余地把中国股市玩弄于股掌之间。”文德海说。

  “外资和私募的操盘手法一样,大家都是买进卖出,不存在什么特别的地方。”“高卖低买的道理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我们选择的时间段、标的物、出货方式以及买卖的目的不一样。”文德海说。

  目前代理2亿美元地下游资游弋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文德海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数月前的身份——某大型券商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部门管理人士。但他清楚,不管身份如何变幻,处境仍然相同。“在中国市场,违法成本低,操纵获利大。”文总结说。

  文德海认为目前国内对于外资的界定概念非常模糊。在他看来,外资只有两类,一类是隐藏在QFII等机构背后的主力军,他们在中国的资金规模动辄数十亿美元,实力足以围歼一只大盘股。而这类资金是QFII背后的主力军——往往是国际财团资金,他们大多隶属于一个非常庞大的对冲基金或者收购基金又或者是投资银行体系。财团资金占据了中国政府批准的QFII额度的相当部分,但更多的资金并不在QFII之列,而是潜伏地下。

  文德海早在3年前就悄然涉足外资。当时,他介绍一笔欧洲资金进入中国。“我们通过一些渠道,把资金从欧洲腾挪到东南亚,然后转移到香港,最终通过香港进入内地。进入内地后,这笔价值约数亿元人民币的资金首先在上海购置了一块地皮,并适当建设了一些地面建筑,再将地面建筑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现金流形成贷款申请,从银行贷到了同样规模的资金,用于股票市场炒作。”

  这些资金在二级市场短短3年收获了数倍收益,地面的建筑物没有产生效益,但那块地皮3年时间也翻了几番,总体下来,这资金3年时间已经翻了5倍。

  这笔资金大部分已经腾挪出去了,但文德海的这位朋友并没有把地皮处置掉,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位朋友的意思是,只要这块地皮还在,将来中国市场的机会很多,通过腾挪这块地皮,一定还可以赚到更多钞票。

  “资金进入和退出的通道比较畅通,进来的方式前面已经讲了,绕一圈就行。最差的办法就是找一个中转机构,给他们4%~5%最多6%的手续费,钱就可以进来,这个手续费的比例取决于你要求的速度,如果你2天之内就要把10亿美元腾挪进来,估计6%的手续费也不够,中介会把口张的更大一些。”在文德海看来,钱出去的时候则不需要费太大力气。主要是通过贸易方式,其实中国政府现在也希望热钱流出,所以比较顺畅。

  “前面讲了资金腾挪的事,现在拐个弯,说说资金进来干什么,怎么干,目前在干什么,将来要干什么!”文德海表示,外资和内资操盘手法一样,大家都是要赚钱,但怎么赚钱有很多讲究。

  以2004年他帮助腾挪进来这笔资金为例,这笔资金属于典型的游资,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背景,它尽管来自欧洲,但不属于任何一家财团。

  涉足证券市场后,他们比较集中做一些中小盘个股。有时候甚至满仓做一只股,目的是利润最大化,收益最大化。

  据文先生介绍,潜伏在中国的游资规模和财团资金的规模基本是1∶3,但游资是散沙,一般不会有后续资金,因此大家做个股都比较小心,轻易不碰大盘股。

  比游资大的,更专业的资金显然属于财团资金。财团资金有一定使命,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金融渗透,或多或少进入中国一些国家垄断领域,然后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某著名股权型投资基金,对中国基础工程类产业屡屡实施购并,其一些计划尽管败北,但更多的收购计划却在中小企业悄然实施,并且顺利过关。

  但从二级市场显然不能直接实现这样的目标。文德海认为,财团资金在二级市场也是为了赚钱,但他们赚钱是为了他们的“中国使命”所服务,包括利益输送。实现快速赚钱过程中,财团资金与游资最大的区别是,财团普遍拥有QFII额度。QFII额度则成为幌子,成为财团博取暴利的幌子。

  而在具体操作上,这些财团时不时给中国证券市场许多误导性评价。如瑞银中国神华(601088.SH;评级事件以及中国石油(601857.SH;0857.HK)IPO事件上,均暴露出破绽。

  2007年12月25日,有媒体炮轰瑞银,瑞银作为中国石油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不仅其旗下的瑞银证券作为联合主承销商,能从高达5.56亿元的发行费用中分得不小的一杯羹,而且UBSAG100%控股的资产管理公司、金融服务公司等10多家机构,早在中国石油A股招股说明书正式公布前就已联合潜伏中国石油股份(0857.HK)中,于A股上市发行前后依次采用收集、拉升、减持、沽空手法,通过影响中国石油H股正股及相关权证价格大获其利。”

  瑞银人士迅即向本报记者申明,称“这些指责是过去从来没有提及,目前,瑞银集团并不认为这些内容具有任何实质性的价值。”

  文德海非常确信部分QFII背后都潜伏有一定规模的外资,这些外资的规模普遍都是QFII额度的若干倍,但具体内容无法透露。

  文介绍说,财团资金比较嗜好买进一些事关垄断行业、军工行业的个股,比如天威保变,这只股票有大量外资在参与;又如营口港(600317.SH),外资介入港口的目的也是非常明晰。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钢铁大王米塔尔公司正在香港对中国东方集团(0581.HK)实施收购,而一些行业正在集体沦陷于外资的“石榴裙”下。一些中小城市,大量的产业企业在被外资兼并、收购,比如水务事业。

  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外资单纯参与二级市场,等于是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中国人,中国的上市公司如果赚钱了他们才有钱赚。若转身变成兼并收购后,外资角色就变成了老板,他们等于在雇佣中国企业给自己赚钱,赚多少钱自然一目了然。

  外资目前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很大的气候。许多人知道中国的公募基金喜欢抱团取暖——这是2007年公募基金为什么集体收益高于私募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在文德海看来,利用这一特性,外资通过与公募基金打成一片,完全可以达到利益输送(如外资先撤、内资站岗)等目的。

  按照政策规定,公募基金仓位都有一个60%的下限(记者未能查阅到公开的政策规定,但多家基金公司投资总监证实:由于公募基金既是A股第一主力机构,也是最坚定的多头机构,因此窗口指导意见为持股下限不低于六成),也就是说,任何时期,即便大盘暴跌,公募基金都不可能拍拍屁股走人,而是要服从窗口指导,坚持“站岗”。但私募基金和外资跟公募基金不一样,一旦发现不妙,马上砸盘走人,因此外资和私募一样,很少有抱团行为发生。

  文德海认为现在情况也在变化。比如他现在就和一家基金关系很好。外资规模一般要比公募基金小,和公募基金走的近一点的好处是,将来可以“邀请”公募基金一起发财,或者外资拉高、公募基金接盘,私下分“赃”、皆大欢喜。

  “这样的事情以前已经发生过,但具体事例不好讲。”文德海确信外资的操盘手法相比中国人要高明一些,他们的下单速度、决策体系、研究能力、忽悠能力都要远高于内资。

  文德海认为,自己所管理的2亿美元资金将来可以不做现货,但一定要玩股指期货。“大家玩资本市场的目的是赚钱,股指期货可以将我们的赚钱速度放大8倍,这样的机会显然不容错过。”文称,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包括账号。他现在与一家专司期货市场投机的私募基金建立了合作关系,将来所有的交易管道将以该家私募的交易账户为平台。

  在文看来,具体的账号处理上,还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懒办法,搞定一家期货公司一个营业部的老总,然后开设若干交易账号;另一种办法比较费劲,但安全,可以考虑派人去全国各地期货公司开账户,然后在不同城市设置若干个交易网点,岔开交易时间,不间断实施交易指令,最终也能实现集中交易、隐蔽操作的目的。

  “这两种办法都没有我和私募合作的方式安全,所以我选择与别人分享。”文德海认为,这样做也可以适度转嫁将来参与(大鳄可能会操纵,小资金只适合做趋势操作)市场的风险,进而以小博大。

  文表示,操纵的收益一定比正常交易的收益要大的多,其获利的风险却要比正常的风险小许多。但从政策监管角度看,操纵行为需要付出一定的运作成本和违法成本。不过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无法做到完全意义上的“公平、公开、公正”,这也注定操纵事实一旦被查清楚的时候,操纵者的资金早已逃之夭夭。

  文德海判断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瑞银证券操纵中国石油IPO股价事件确有其事。“这件事闹得很大,但中国证监会没有一个官方意见,这说明,现在操纵市场的风险还是太小,而暴利的诱惑实在太大,因此,操纵故事仍将弥漫中国。”

  经过电子检测确认没有携带录音笔等设备后,记者在文德海陪同下,一起与刘先生共进晚餐。

  “你能通过私人关系找到我们,已经实属不易。”刘先生流露出些许疑惑。刘甚至费解地质疑记者,“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刘快步从摆有3台台式电脑显示屏的超大老板桌后面走了出来,边走边说。

  为了协助记者完成这次采访,文德海帮助记者就采访时间与刘先生进行了多次提前预约。最终,我们的见面时间被安排在一个周末,原因是“避开交易日,其他人员都不在,大家交谈的话题可以轻松一点,尺度也可以更大一点。”

  由于此前关注过本报在2007年曾经发表过《外资坐庄中国股市揭秘》等报道,刘先生单刀直入,他提示记者说:“我们不谈操纵论,这个话题太大了,但可以聊聊目前外资在中国的现状,以及目前在干什么,将来准备干什么,准备怎么干,都做出了什么样的准备等话题。”

  刘先生从壁橱柜里摸出来一瓶看起来品相上好的红酒,小心翼翼注入酒杯,然后打开了话匣。

  然而我们之间还是有着太多的防备。在这次采访中,记者事前准备好的许多新奇而且“大胆”的提问都被刘先生巧妙地处理掉了。如何轻松赚大钱

  一个多月过去了,刘先生问及文德海:“你的媒体朋友上次采访我们的内容怎么不见发表?”——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刘先生比较认同我不草率的表现以及我的承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促成了我们的第二次“深谈”。

  第二次见面是在上海松江区的佘山附近,同样有美酒做伴,却没有了文德海的作陪。

  这一次已经没有了“敌意”。刘先生表示会尽最大尺度满足记者的好奇心,但要求日后行文时一定要善于保护他,比如隐去名字以及他所服务的机构等等。在此次谈话中,刘将他了解的外资动向和盘托出——《外资“围剿”股指期货》终于出笼。

  从第一次预约采访到首次接触再到此次谈话,四个月过去了。在这四个月内,刘先生考验了我的承诺,保持着他投资中国股市时所持有的警觉以及耐心。而我秉承了价值采访的理念,找到一座采访的“金矿”,并且将其价值充分挖掘出来。

  郎咸平:你们做的这期案例很清楚,问题不在于外资做了什么,这都是表象而已。外资为什么会做出这样行为?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问题出自于我们自身,那就是盲目招商引资。招商引资和吸引外资都没有错,问题是这些都需要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我们请农民讲讲如何灌溉。农民肯定会说,在打开水闸之前,要先把沟渠挖好,然后打开水闸,让水顺着沟渠灌溉到需要水的农田里,这是灌溉。如果我们不先挖沟渠的话会怎样?那农民就会告诉你,洪水会漫流大地,良田美地都会被淹没。

  农民都懂的事情,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时却往往是不懂的,甚至在一些地方把外资当做“爷爷”。我们今天引进外资就是事先没有挖好沟渠,水闸打开,最后就形成了今天的局面:大欺小、强欺弱,把良田美地(内资企业、老百姓等等)都淹没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那么我们会问,什么是引进外资的沟渠?那就是公平公正的法治化游戏规则,而且是严刑峻法的。

  我们需不需要QFII?当然需要,我们也同样需要引导QFII的沟渠。为什么这些外资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在美国奉公守法,来到中国后就什么都做?你们搜集的案例就能看出,为什么这些外资企业在美国就不敢这么做?

  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在于外资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在于中国缺乏法治化的游戏规则,它一定会做出各种坏事。我会反问所有的读者: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你认为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灵魂?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如果你还认为是民主、议会、民营经济、市场化的话,那我告诉你:错了!

  资本主义的灵魂是严刑峻法的法治化游戏规则,所有的民营经济、市场化、民主都是构建在这个基础之上它才能创造价值,否则一定是大欺小、强欺弱。

  市场化为什么造成如此之大的贫富悬殊和这么多的社会动荡,这就是我们缺乏公平公正的法治化游戏规则。

  《中国经营报》: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外资用分仓等一些非常隐秘的手段来炒作大盘蓝筹股,外资在美国会这么做吗?

  郎咸平:这种现象在香港已经发生过了。香港2003年4月1日以前规定,持仓10%以上需要向外界披露,但从2003年4月1日后持仓5%以上就需要公开披露。这一措施搞得外商措手不及,结果发现很多公司都是持仓9.99%,这就是用隐秘的手段操纵股价。

  但外资在美国是不敢的,因为美国是辩方举证,而中国是控方举证,差别就在这里。我在2001年就曾经提出过辩方举证的观念,现在我们很多的规则包括公司治理条例都引入这个观念,但是一直到现在监管部门都没有真正理解如何执行辩方举证。在中国,需要监管部门来证明被告有罪。而在美国,如果指控你,你说不清楚,那么就可以认定你有罪。

  以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香港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卷入美国道琼斯内幕交易案为例,美国证监会认为李国宝曾经向梁启雄透露内幕消息,但是从美国证监会公布的材料来看,它并没有找到李国宝向梁启雄透露消息的证据,也没有找到李国宝本人利用该内幕消息进行交易而获利的证据。美国证监会只是声称,李国宝在获知新闻集团要收购道琼斯之后与梁启雄一起坐飞机去上海,之后,出现了梁启雄家人买卖道琼斯公司股份的事件。美国证监会认为,李国宝“应该知悉”其所透露的信息会被利用。也就是说,美国证监会对李国宝的指控完全是基于辩方举证也就是“有罪推定”的意思,而不是一般法律上“控方举证”的“无罪推定”。但是李国宝说不清楚有没有在飞机上透露消息,说不清楚就是有罪,这就是有罪推定的辩方举证的厉害之处,这就是“核威慑”的厉害之处。而美国证监会为何被美国宪法赋予如此重要核威慑手段呢?其目的就是透过证监会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化游戏规则,而且是非常严厉的严刑峻法,以保护中小股民为目的。

  因此以你们查到的隐秘交易为例,正确的做法就是由监管单位问他们想隐瞒什么事情?说不清楚就是有罪,就是操纵股价。这就是以保护中小股民为目的公平公正的法治化游戏规则。

  《中国经营报》:这是否说明由于缺乏对监管本质的理解,因此中国的股市是缺乏“核威慑”的监管?

  郎咸平:我用前面谈的辩方举证做个例子。2007年下半年,某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大幅波动,证监会认为有内幕交易的可能,但证监会的做法就错了,他们要求这家公司提供所有员工的身份证号码,证监会官员自己查。这就是“拼刺刀”的查法,监管人数再多都无法有效监管。这就是我所谓的控方举证。事实上,所谓的辩方举证就是要求自己举证清白,证监会不需要自己举证,这就是美国证监会的做法。因此美国监管人员人数不多就可监管几十万家上市公司。但是这种监管是需要水平的,不是那么容易学的,我们证监会学了几年还是没学好。我们现在是公安局办案似的监管,一对一拼刺刀的水平,由于监管难以有效覆盖所有股票,因此很难做到公平公正。

  此外提到监管,老百姓就害怕证监会等政府单位打压股市。举例而言,大家觉得股市有泡沫很奇怪吗?我很不理解监管单位打压泡沫的做法。证监会该做的就是让股市所有的交易必须正常化和规范化,而且是以图利广大中小股民为目的,而不是打压泡沫。

  《中国经营报》:那么可以说,打压股市泡沫不是证监会的职责,监管部门监管的职责被扭曲了?

  郎咸平:可以这么说,我稍微解释清楚一点。所谓打压股市泡沫就是证监会和相关政府单位的失职。因为泡沫不是问题,举例而言,美国纳斯达克互联网泡沫崩盘一事,美国证监会从未打压过泡沫,而是追查泡沫背后的操纵股价和内幕交易,这才是证监部门该做的事情。比如控制基金上市以打压泡沫的做法都是错误政策,就说明监管单位的监管思维本身就是错的,他们管了他们不该管的泡沫。监管单位应该透过辩方举证等等方法查处大户,庄家、机构投资人是否利用泡沫的机会坑害中小股民。结果证监部门反而直接打压股市,这是我所反对的。

  郎咸平:和前几年相比,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水平已经有改善了,这点我必须予以肯定,尤其是对基金的监管。但是证监会的问题是不理解监管的本质,他们还处在“拼刺刀”的阶段,而不是“核威慑”的阶段。

  证监会的权力必须要被制衡,监管部门本身也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化游戏规则来规范证监会行为,因为辩方举证会给证监会官员太大的权力,我很担心腐败会随着权力侵蚀监管单位,反而对国家造成更大的破坏。

  郎咸平:要有效监管保护中小股民,就要从过去“拼刺刀”的监管思维转成“核威慑”,但是要形成“核威慑”,就需要辩方举证等更强而有力的手段,才能做到公平公正。但我相信腐败会随着权力的加大而更加恶化,这就是一个两难的处境,没有更大的权力就无法保护中小股民,给了更大权力又怕出现腐败行为,然而就算授予更大的权力,证监会敢不敢挑战特殊利益集团呢?会不会选择性地执法,专找软柿子捏?就算我们真想赋予监管单位更大权力,在此之前也必须利用同样辩方举证的方式监管这些监管机构是否公平公正的执法。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腐败,不能制衡证监会的权力,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实行辩方举证的基础。考虑到国内的特殊情况,这条路很艰难,但是一定要走下去,否则很难保护中小股民。

  有关“外资阴谋论”和“外资无阴谋论”的争论甚嚣尘上。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还难分胜负。但不管是将“阴谋论”视为头等危机还是对其嗤之以鼻,都可以吸引足够的眼球。

  这里讲的“阴谋”应是一种很大的阴谋,是针对一个国家,并足以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阴谋”,而不是一般的企业或什么组织的获利计划。对这种“国家阴谋”,中国人应该并不陌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商人吕不韦就曾实施了一个空前的大阴谋,他企图用改变一个国家领导人血统的方式来控制一个国家,而且这个阴谋几乎成功了。后来又有韩国在危亡之时抛出的一个“疲秦之计”,就是派出水工郑国去秦国,说服秦王大兴土木,修建大型水利工程,使其无暇东顾。此计为韩国赢得了十多年的苟延残喘,但却为秦国打下了一统天下的立国之本,留下了滋润八百秦川的郑国渠。此后这种史例比比皆是。直到近现代我们依然能够找到“国家阴谋”的影子,二战前纳粹德国的一系列计划,如苏联大元帅图哈切夫之死等,都可以说是一种“国家阴谋”。而前苏联的解体是否是一场“国家阴谋”现在尚无定论。

  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把“阴谋”泛化的负面例子。比如我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能就是将“美帝国主义”将要入侵的阴谋看得过于严重了,花大笔钱在深山老林里搞了很多为战备的三线工程,现在看,经济上是非常得不偿失,因为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美国当时要入侵中国的史料。后来对前苏联的“阴谋”也估计得过于严重,险些爆发一场真正的战争,而现在看来纯粹是一种误会。

  “阴谋论”在西方历史也曾有很大的负面作用,二战中纳粹分子就是以“犹太人阴谋论”煽动起了迫害犹太人的狂潮,抢劫了犹太1250亿美元的财产,600多万犹太人死难。而对犹太人的“阴谋”甚至从早期莎士比亚的作品《威尼斯商人》中都可以看到影子,放高利贷的夏洛克就可以算做一个犹太金融资本盘剥欧洲商业资本的一个代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共产主义阴谋论”,乱扣红帽子,迫害了不少进步人士。

  至于现代金融界的“阴谋论”是否存在更是莫衷一是。日本经济的衰退是“广场协议”的阴谋吗?东南亚金融危机是这些国家自身的问题还是国际金融炒家的“大手笔”?以至本报对外资热钱的追踪等等。

  但不管是否存在这种“阴谋”,将自家门户看好是非常重要的,资本是逐利的,狗打千遍也吃屎,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如果自己门户不严,让别人不生“阴谋”都难。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金融体系的漏洞还是太多,用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金融战役,能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倒退十几年,甚至陷入长达几十年的经济衰退?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美国对日本的金融绞杀大战的确收到了这样的战果。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步入了繁荣巅峰。日本股市一路狂涨,日经指数曾冲到38915点。被日本人称为“平成景气”的经济盛世。

  1987年10月,美国借纽约股市崩盘的时机,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压力,让日本继续下调利率,使日元利率跌到2.5%,引发大量廉价资本投向股市和房地产。当时东京的股票年成长率高达40%,房地产甚至超过90%。东京股票市场在3年之内暴涨了300%,东京一个地区的房地产总盘以美元计算,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

  一个巨大的日本金融泡沫开始暴露在国际金融狙击手们面前。还蒙在鼓里的日本人没有想到,这场不宣而战的金融绞杀行动就在此时动手了。

  美国人先是用大量现金去和日本人赌日经指数的走向。美国人赌日经指数暴跌,而让股市高涨冲昏头脑的日本人认为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随后,美国高盛公司把从日本保险业手中买到的“股指期权”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王国又将其卖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购买者,并承诺在日经指数下跌时会支付收益。该权证立刻在美国热卖,大量美国投资银行纷纷效仿。全球金融界对日本股市看空的气氛越来越凝重,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劲儿了。

  2003年4月,日本股市最低跌至7607点。累计跌幅高达63.24%,创造了日本股市历史上最大的下跌幅度。整个日本的财富缩水了近50%。

  这一场股灾几乎将日本数年间积累的财富毁灭殆尽。吉川元忠在《金融战败》一书中认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从此,日本走上了经济衰退的厄运之路。

  2008年2月初,中国证监会机构部下发了“关于印发《2008年机构监管工作要点》和《关于证券公司全面落实基础性制度、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的通知》的函”。其中明确提出了要适时启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此举被业内人士认为是为平稳推出股指期货铺垫。

  有评论人士认为,自从1990年中国股市形成以来,一直是缺乏做空机制的单边市,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刺激了牛市畸形发展。打破这种单边做多格局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尽快推出具有做空机制的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的全称是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也可称为股价指数期货、期指,是指以股价指数为标的物的标准化期货合约。双方约定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日期,可以按照事先确定的股价指数的大小,进行标的指数的买卖。

  作为期货交易的一种类型,股指期货交易与普通商品期货交易具有基本相同的特征和流程。

  但股指期货有别于商品期货的主要特点是,股指期货的标的物为特定的股价指数,而不是真实的标的资产;股指期货采用现金交割,在交割日通过结算差价用现金来结清头寸;股指期货的持有成本主要是融资成本,不存在实物贮存费用,有时所持有的股票还有股利,如果股利超过融资成本,还会产生持有收益;股指期货对外部因素的反应比商品期货更敏感,价格的波动更为频繁和剧烈,因而股指期货比商品期货具有更强的投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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